《波斯语课》,一个接一个名字响起,听众泪水滂沱

《波斯语课》,一个接一个名字响起,听众泪水滂沱

观众与网友感“扫兴” 提词器成综艺节目“原罪”?

制造最有效的录制现场,实现最佳的录制效果,达到最大的传播目的,追求最理想的商业收益——这几乎是所有综艺节目的诉求。数次参加《吐槽大会》录制的罗永浩,认为综艺节目录制现场有提词器非常好,但如果做得不隐蔽,会让发现提词器的观众产生扫兴的感觉,“而娱乐演出让观众扫兴是不道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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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波斯语课》,一个接一个名字响起,听众泪水滂沱

  ■本报记者 柳青

  电影《波斯语课》的最后,渡尽劫波的男主角雷扎在盟军的救助营地里,被问及“你还记得多少被杀的犹太人的名字”,他开始背诵他记得的2840个名字。盟军军官和士兵们的脸上起初是不可置信,接着他们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,混乱嘈杂的帐篷里逐渐沉寂,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犹太名字响起,幸存者机械地回忆他记得的名字,而听众泪水滂沱。在这个片段里,演员们失控的情绪和泪水很可能不是“表演”的结果,因为“记忆名字”这个行为构成了强悍的共情瞬间,这种情感的强度凌驾于虚构和纪实,创作者和观看者都对此束手无策。

  用名字捏造的语言,留住了“人”的记忆

  《波斯语课》这部起初默默无闻的影片成为话题之作,或许也是因为“名字—语言—记忆”的链条,为大屠杀题材制造了新的隐喻视角和情感支点。电影的开场是撤退的德国军官们把登记犹太人的花名册投入火炉,那些被他们像牲口般屠宰的活人,连名字都被付之一炬,生命遭遇的降维践踏,不过如此。因此,当男主角逐个回忆起那些被烧掉的名字时,这是一个如同弥赛亚降临的时刻,是复活的时刻,名字唤回了与个体、与身份、与活生生的人有关的记忆。瘦弱无助的男主角之所以会记得这许多的名字,是他被抓进集中营时为了保命,谎称自己是波斯人,为此被一个管事的小军官捉去做“波斯语老师”,从此得到后者的庇护。压根不会波斯语的他为了延续谎言和性命,把犹太同胞的名字变形成单词,捏造了一种不存在的语言。这种不存在的语言保全了他的生命,也在死亡营的地狱时空里存住了一星半点“人”的气息。

  死难者的名字成为语言,语言打捞与人有关的记忆。这是过往的大屠杀题材中未出现过的视角。这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,“用名字捏造语言”是真实存在过的幸存者原型,这段故事被挖掘、被讲述,既有情节离奇的吸引力,更浑厚的力量来自“名字”与“语言”承载的生命意义,在符号和隐喻的层面,它们是抵抗死亡营恐怖往事的堤坝——那些犹太人,活着的时候不被当作人看待,像牲口般死去;但凡他们的名字被记住,他们至少被保住了作为“人”的历史。

  以色列作家阿佩尔菲尔德写过许多围绕大屠杀和种族迫害的小说,但他认为自己真正的风格是“创造了遗忘和记忆之间的意识的声音”,在和菲利普罗斯的对话中,他提出,犹太人的经历与其说是“历史”,不如解释成某种昏暗的潜意识,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被时间揉捏成各种形状,照事件的原状描写的结果是创作者被奴役,产出质量粗劣且离奇的故事,忠于史实的编年史叙述通常是个靠不住的脚手架。阿佩尔菲尔德的这番观点,点明与集中营有关的创作,陈列人性的奇观和样本是有限的、甚至微不足道的部分,在骇人听闻的冒险之外,究竟什么样的虚构能进入那段噩梦般的时空?

  《波斯语课》在惊喜之外的遗憾就在于此。它也许诚实地归咎于离奇的现实,创作者用惊骇的情节填充了两个小时的戏剧时间——男主角的谎言被拆穿了吗?真的波斯人来了怎么办?他能用一罐肉罐头换来集中营里的患难之交吗?他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救别人?被他救过的人会付出性命救他吗?在这个过程中,与其说是男主角在走钢丝,不如说是剧作者在小心翼翼地编织戏剧闭环。德国军官第一次和男主角用冒牌波斯语聊天时,他说的第一句话是“我已经忘了母亲的样子”。他不知情地说出一个接一个犹太名字,说着“忘记”的过去——这简直是个精心构建的瞬间,精确到没有留白。这种精巧的结构感覆盖了所有,命运总以巧合作注脚,当观众代入主角的身份,更多觉得这是依赖于人性善恶偶然性的历险,却很难进入一种有信服力的集中营的时空。

  什么样的集中营,什么样的叙事?

  确切说,这电影占据了新的视角,却进入通俗、常规的集中营叙事。它重复了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或《美丽人生》的路径,集中营成为人性试炼的实验场,军官和囚犯都是善恶并存的普通人,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取决于是善占了上风,还是恶做了主宰。在某些时刻,它甚至是抒情的,比如那位德国军官深情地回忆“因为不愿意加入纳粹党而流亡德黑兰的哥哥”,那个“也许远在德黑兰的哥哥”勉为其难地为军官学习外语的热情提供了一点感情的支撑,但他把学习热情转移成不惜一切保全男主角性命的强迫症,其实在情理层面是荒唐的,以至于剧中人都要揶揄:莫非他是你的爱人?

  德国军官庇护犹太人的案例还真不少,但他们的态度确切说是动物般的占有,所以,自始至终的保全是罕见的,多数时候是自然达尔文主义的“你抢了我的东西,我也能毁了你的”。这就牵扯出另一种更痛苦也更负责的大屠杀叙事,正如阿甘本在《无目的的手段》中总结的:集中营里的一切超越犯罪和司法,那是例外的空间,在那里,人的身份被剥夺了,这种剥夺是双向的,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还原成赤裸生命,要么是野兽,要么是牲口,要么既是野兽也是牲口。那是远比人性的一念之善或一念之恶更为幽深庞大的世界,那也是阿佩尔菲尔德、普利莫莱维、科辛斯基这些作家们用写作的艺术尝试进入的世界。

  也许是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和《美丽人生》都过去太多年了,它们曾遭遇的质疑已经很大程度被淡忘了,面对《波斯语课》,如果一面倒的“感动”满足于“在非常环境下,人性善恶的走钢丝”,那么这制造的仍是虚张声势的安慰,无辜的人们没有得到补偿,消失的名字终究是消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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